蔣夢麟（1886年－1964年），原名夢熊，字兆賢，號孟鄰，浙江余姚人，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。

1886年1月20日，蔣夢麟生于浙江余姚。曾參加科舉考試并中秀才，1912年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育學本科畢業，隨后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，師從杜威，并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。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、行政院秘書長，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。

教育要定出產品的標準，這標準就是：活潑潑的，能改良社會的，能生產的個人。

我們以前聽了俾斯麥說，德國的強盛，是小學教育的成功。所以我們也來辦小學，以為小學堂辦幾千個，中國就強了。后來聽說日本的強盛，也從小學教育得來的，所以我們大家都相信小學教育，好像一瓶萬應如意油，一瓶百病消散丸，靈驗無比，吃了就百病消散。小學生現在有三百多萬了，哪知道社會腐敗，比前一樣，國勢衰弱，比前一樣，這是什么緣故呢？（據國民十八年統計，全國小學及幼稚園的學生，已達八百九十萬人）。

第一是人數太少，中國四萬萬人，若以五分之一人小學計算，須有八千萬人。這三百多萬，只能占百分之四，還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兒童沒有受到教育，哪里能夠收小學教育的效果呢？第二是教育根本思想誤謬，我常常聽見人說，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，若是學生是中國的主人翁，誰是中國的奴隸呢？教育不是養成主人翁的。

又有人說，教育是救國的方法，所以要小學生知道中國的危險，激發他們的愛國心：痛哭流涕的對小學生說，中國要亡了，這幫天真爛漫的小學生，也不知道中國是個什么東西，只聽得大人說“不好了”、“要亡了”這些話，也就悲哀了起來：弄得正在萌芽，生氣勃勃的小孩子，變成了枯落的秋草！“主人翁”、“枯落的秋草”兩件東西，可算是我國教育的出產品。

我們向來的教育宗旨，本來養成主人翁的。俗話說，“秀才，宰相之根苗。”向來最普通的小學教科書《神童詩》說：“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我們又常常說，“范文正為秀才時，即以天下為己任”。個個秀才都要做宰相，個個田舍郎都要等天子堂，你看哪有這許多位置呢？

我們向來讀書的宗旨，卻是要把活活潑潑的人，做成枯落的秋草。科舉的功效，把天才的人都入了彀中；讀書的結果，把有用的人多變成了書呆子。這不像枯落的秋草嗎？主人翁和枯落的秋草，本來是舊教育的出產品，也是新教育的出產品，不過方法不同罷了。

若以高一層論，讀書是學做圣賢，王陽明幼時對先生說，“讀書是學做圣賢”。若個個讀書的人都要做圣賢，國中要這許多圣賢人做什么？我們現在的教育，還趕不上說這一層咧。

大學講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是中國教育的宗旨。到了后來，“規行矩步”、“束身自好”算修身；“父為子綱”、“夫為婦綱”、“三從四德”等等算齊家；愚民的“仁政”算治國。你看身哪里能修，家哪里能齊，國哪里能治呢？

現在要講修身，要養成活活潑潑的個人；要講齊家要夫妻平等，爸爸不要把兒子視作附屬品；兒子不要把爸爸做子孫的牛馬；要講治國，先要打破牧民的政策，采用民治主義。

并要把個人和家的關系改變過，創造一個進化的社會出來，個人是社會的分子；不是單在家庭之中，做父親的兒子，兒子的父親，母親的女兒，女兒的母親，老婆的丈夫，丈夫的妻子，把家庭國家，認作社會的兩個機關，來發展個人和社會的幸福，不要用家庭國家來吞沒個人，毀壞社會。

我們講教育的，要把教育的出產品，明明白白，定個標準。預定要產什么物品，然后來造一個制造廠。不要拿來一架機器，就隨隨便便的來造物品。據我個人的觀念，我們以前所產的“主人翁”，“枯草”，和所產的宰相圣賢，都是不對。我們所需要的物品，是須備三個條件的人。

（一）活活潑潑的人

一個小孩，本來是活活潑潑的，他會笑，會跳，會跑，會玩耍。近山就會上山去采花捕蝶；近水就會去撈水草，拾蚌殼，捕小魚；近田就會捕蝗蟲，青蛙。他對于環境，有很多興會。他的手耐不住的摸這個，玩那個；腳耐不住的要跑到這里，奔到那里，眼耐不住的看這個，瞧那個；口關不住的說這樣，那樣；你看如何活潑。

我們辦學校的，偏要把他捉將起來，換在無山，無水，無蟲，無花，無鳥的學校；把他的手腳綁起來，使他坐在椅上不能動；把他的眼遮起來，使他看不出四面關住的一個課堂以外；要他的口來念“天地元黃，宇宙洪荒”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種種沒有意義的句子。現在改了“一只狗”，“一只貓”，“哥哥讀書，妹妹寫字”，這些話，就算是新式教科書了。

還有講歷史的時候，說什么“黃帝擒蚩尤”這些話，小孩子根本不知道誰是黃帝，更不識誰是蚩尤。孩子聽了，好像火星里打來了一個電報。還有叫他唱“陀，來，米，發，索，拉，西”的歌；叫他聽“咿琍鳴嚕”響的風琴。不如小孩兒素來所唱的“螢火蟲，夜夜紅，給我做盞小燈籠”好得多。二十五塊錢的壞風琴，不如幾毛錢的笛和胡琴好得多。

小兒的生長，要靠著在適當的環境里活動。明代王陽明也見到這個道理，他說：“大抵童子之情，樂嬉戲而憚拘檢。如草木之始萌芽，舒暢之條達，摧撓之則衰萎。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，心中喜悅，則其進自不能已。譬之時雨春風，霑被草木，莫不萌動發育，自然日長月化。若冰霜剝落，則生意蕭索，日就粘槁矣……若近世之訓蒙穉者，日惟督以句讀倣，責其檢束，而不知導以禮；求其聰明，而不知養之以善；鞭撻繩縛，如囹獄而不肯人，視師長如寇仇而不預見……是蓋驅之于惡，而求其為善也，可得乎哉？”

德國福祿培創教養兒童自然的法兒，他設了一個學校，用各種方法，使兒童自然發長；他不知道這學校叫做什么，一日他在山中游玩，看見許多花木，都發達的了不得；他就叫他的學校做幼稚園（kindergarten）。“kinder”是兒童，而“garden”是花園。幼稚園的意思是“兒童的花園”，后來那知道變成“兒童的監獄”。我們把兒童拿到學校里來，只想他得到些知識，忘記了他是一個活活潑潑的一個孩子，就是知識一方面，不過就是識幾個字罷了。

無論在小學里，或是在中學里，我們要認定學生本來是活的，他們的體力、腦力、官覺、感情，自一天一天的發展。不要用私塾來把他們的生長力壓住。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學卒業的學生，眼多近了，背多曲了。學級進一年，生氣也減一年。這是我們中國教育的出產品。

(二）能改良社會的個人

個人生在世上，終也逃不了社會，所以社會的良不良，和個人的幸福很有關系。若我但把個人發展，忘卻了社會，個人的幸福也不能存在。中國辦學的一個難處，就是社會腐敗。這腐敗社會的惡習，多少終帶些入學校里來。所以學校里的團體，終免不了社會上一種流行的惡習，不過比較好些罷了。學校是社會的鏡子，在這鏡子里面瞧一瞧，可以見得社會上幾分的惡現象。不過學校里的生活終比社會上高一層，所以學生有改良社會的一個機會。學校須利用這個機會，養成學生改良社會的能力。

普通父母送子弟入學的用意，是有兩種希望。一種是為家庭增資產：以為“我的兒子”入了學校，念了書，將來可以立身，為家增一個有用的分子；一種是為國家求富強，以為“我的兒子求了學，將來可以為“拯世救民”的人才。第一種是家屬主義的“余蔭”，第二種是仁政主義的“余蔭”。學校的宗旨，雖不與此兩種希望相反對，但不是一個注重點。學校的宗旨，是養成社會良好的分子，為社會求進化。

社會怎么樣才進化呢？個人怎樣來參加謀社會進化的運動呢？這兩個問題，是學校應該問的。社會怎樣才能進化這個問題，我們可暫時不講，個人怎樣來參加謀社會進化的運動，是我們應該現在研究的。我想要學生將來參加改良社會的運動，要從參加改良學校社會的運動做起。

我講到此，不得不提起學生自治問題了。學生自治，可算是一個習練改良學校社會的機會。我們現在講改良社會，不是主張有一二個人，立在社會之上，操了大權，來把社會改良。這種仍舊是牧民制度，將來的結果是很危險的。

教育未發達以前，或可權宜用這個方法，如陜西閻百川的用民政治。但這個辦法，是人存政存，人亡政息，不是根本的辦法。江蘇南通將來的危險也在這里。所以我們贊許閻百川治晉是比較的，不是單獨的。若以單獨的講起來，這種用民政治仍是一種“仁政主義”、“牧民政策”。

我是很佩服閻百川的，我并不是批評他，但我希望他一面“用民”，一面不要忘了這是權宜之計，將來終要漸漸兒的改民治方面去才好。我常常對人說，江浙兩省，是江南富庶之地，兄弟之邦，得了兩個兄弟省長，為何不照閻百川的方法來干一干呢？這種事情不干，如江浙的齊省長，沒事照做，看了學生的一篇文，到來小題大做。我想一省的省長，哪里有這種空功夫！

學生自治，是養成青年各個能力，來改良社會。他們是以社會分子的資格，來改良社會，大家互助，來求社會的進化。不是治人，不是做主人翁；是自治，是服務。有人說，學生自治會里面，自己搗亂，所以自治會是不行的。我想自治會里面起沖突，是不能免的，這是一定要經過的階段。況且與其在學校里無自治，將來在社會上搗亂，不如在學校中經過這個試驗，比較少費些時。

（三）能生產的個人

以前的教育，講救國，講做中國的主人翁，講濟世救民；最好的結果，不過養成迷信牧民政策的人才。不好的結果，自己做不了主人翁，把國民當奴隸；不來救國，來賣國；不來濟世救民，來魚肉百姓；到了后來，“只準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”。

今后的教育，要講生產，要講服務，要知道勞工神圣。為什么要講勞工神圣呢？因為社會的生產，都靠這各個人勞力的結果，個個人能勞力，社會的生產自然就富了。假如大多數的人，都是“四體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社會怎樣能生存呢？

又如杜威先生說，希臘文化很發達，科學的思想也很發達，何以希臘沒有物質科學呢？何以物質科學到十九世紀才發展起來呢？因為希臘瞧不起做工的人。瞧不起做工，就不會做實驗；不會做實驗就沒有物質科學了。

我們中國，素來把政治道德兩樣合起來，做立國的中心，如孔子說的“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而眾星拱之”。如孟子說的“王何必曰利，亦曰仁義而已矣”。都是道德和政治并提。我們的學校，也不外政治道德四個字。如孟子說，“立癢序之教，所以明人倫也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

幾千年的教育宗旨，都是一個“拯世救民”的仁政主義，牧民政策；今天以百姓當羊，來牧他；明天養肥了，就來吃他，你看中國幾千年的“一治一亂”，不是羊瘦牧羊，羊肥吃羊的結果么？現在我們假設百姓是羊，我們要羊自己有能力來尋草吃，不要人來牧；那么羊雖肥，不怕人來吃他的肉。這是講句笑話罷了，我們哪里可當百姓作羊？百姓都是活潑潑的人。我們把百姓能力增高起來，使他們有獨立生產的能力，哪要人來施仁政，來牧他們？

要能獨立生產，要先會工作，要知道勞工神圣。美國教員聯合會現在已加入勞動聯合會。這是全國教師承認教書也是勞工。凡有一種職業，為社會生產的，都是勞工。勞心勞力，是一樣的。“勞心者役人，勞力者役于人”，這兩句話，是在有分階級的意思在里面，未免把勞力的人看的太輕了。

把以上的話總括一句，教育要定出產品的標準，這標準就是：活潑潑的，能改良社會的，能生產的個人。